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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道，逍遥遁世，修德隐迹。

例如，《周礼·地官》谈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论语·先进》谈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但是，以此为理由，在无文献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研究者个人学识(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采用理校方法校改原文，很容易产生新的错误。

正如陈癸淼所言：将同性质、同范畴之各条加以组织，然后以现代学术之眼光作一综述，以使此二千余年前之古代学术能纲举目张，并以新面孔呈现于现代人之眼前。综上，近现代《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来自西方的学科分类观念进行分科研究。最后，除了术语、话题的相关性，《墨经》思想也与相近时代其他文献相关，这也就是要将《墨经》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然而，中国古代文本的原意和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或难以兼顾，如梁启超指出研究《墨经》时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但标异太过，任情涂附，则以凿汨智，求深益晦，其失又不止如啖赵之狎侮仲尼、荆舒之唐突仓颉而已(19)。陈癸淼：《墨辩研究》，前揭书，第229页。

对这八条，张其锽全都作了修改(30)，其他三位修改了其中七条(31)。⑩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子墨子学说》附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A.C.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pp.70-71. ⑦[清]邹伯奇：《学计一得》，《邹徵君遗书》，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物理卷》第一分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2页。

⑧[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诸子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242页。梁启超就意识到这种困难，一方面指出此经因传写之值乱及讹谬太甚，若拘拘焉望文生义，则必有‘举烛尚明‘孝经八十宗之失，故宜以大胆运锐眼，力求本来面目于今本行墨之外，另一方面又强调稍掉以轻心，则指鹿为马，移张冠李，厚诬作者，治丝益棼(28)。不过，理解《墨经》文本原意仍是这种研究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以下，拟结合该本土化研究程式谈谈《墨经》的研究方法。

当然，为了符合其观点，他对部分条目的次序作了调整，如将《经上》第3条体，分于兼也和第4条必，不已也对换，因其对条目体解读为分析为物理数学之奥，故次言之(26)。邹伯奇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均有研究，所著《学计一得·论西法皆古所有》(1844)认为《墨经》含有西洋数学(如《经上》云‘圜，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圜面惟一心，圜界距心皆等之意)、重学(即力学，如《经说下》‘招负衡木一段)、视学(即光学，如《经下》‘临鉴而立。

应该说，前者为各门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共识，后者所言社会文化语境主要包括影响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事件和作者所使用的本土概念、方法和学说等(35)，该概念需要根据具体文本进一步澄清。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分科治墨方法，虽然我们难以在先秦时期找到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但这并不表示先秦时人就没有对学问进行分类。邹伯奇的观点得到其友人陈澧(1810-1882)的进一步阐发。(28)梁启超：《〈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85页。

(16)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前揭书，第125—155页。提出《经说下》‘挈，有力也，‘引，无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⑧。宜聚诸本，重为校勘，分别章句，刊定读本。④关于墨学史的总体情况，参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在他看来，逻辑学为《墨经》中最重要的部分，《经》中论名学原理者约居四之一，其他亦皆用‘名学的之演绎归纳而立义者也(11)。不过，各家分类多有差异，以下谨以分科颇为明显的研究为代表，讨论分科研究的方法问题。

(22)不过，上述观点是依据后世学者对《墨经》的主观理解。它的许多定义，如平、中、直、圜、方等等，都是以当时百工习用的经验为根据的……近人更有用现代物理学、力学和光学等来解释景、鉴、力、负、挈诸概念的，如果作为帮助了解《墨经》的参考材料说，这样作也未尝不可，但说这种解释就是《墨经》的认识，那就比附失真了。

从实际校释成果看，应多属后者。因此，早在1931年，陈寅恪就曾批评：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12) 可见，梁启超、胡适均已注意到《墨经》所含的各种学科知识。其二，《墨经》各条目的论说往往较为简略，然其作为墨家的经典要义，在《墨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体现。(2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0页。(17)孙中原亦言：本书的分类，只是为了便利读者在理解时，更容易同现代和西方的知识系统接轨。

引证《墨经》条目表明西洋人制镜之巧，不过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但是，该方法也使研究者集中关注《墨经》的某类学科条目，易于忽视该类条目所属语境，进而出现根据主观看法(尤其是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诸多问题。

其二，基于文本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解释文本。由此看来，《墨经》作者并非完全随意编排条目。

他将墨学分为教育、政治、宗教三纲，并细化为：1.教育：教育学、算学、形学、微积分、物理学、力学、机械学、测量学、地圆说、热学、光学、声学、医药学、生物进化说、生理卫生学、心理学、唯识学、他心通、气象学、论理学、伦理学。以《经上》第一条故为例，其说文中的体端等术语在《墨经》其他条目中皆有论述，如第二条为体，并举尺之端为证，第七条为仁，体爱也，还有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墨子·经上》)、端：是无同也(《墨子·经说上》)、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墨子·经说上》)等。

我们认为《墨经》的科学是战国时代的科学。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此外，从论证方法看，《墨子》诸篇应该也有所关联。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

针对表现一，研究者的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无严格次序。(18)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中国逻辑研究》附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9页。

其书素称难解，自汉讫明，研习者极少。分科研究使得曾经几不可读的《墨经》获得丰富的诠释，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的墨学复兴。

(20)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5—286页。综上，采用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研究《墨经》固然有助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的基本内容，但从对文本固有含义的理解看，该方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三，《墨经》所讨论的术语与话题也为相近时代所共同讨论，如故、类、知、辩、仁、义、礼、信、忠、孝、名实、同异、坚白、无厚等皆为战国诸子所讨论，因此，有必要结合这些相近时代的文献予以研究。由于《墨经》的作者及其所处时代并无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术分科观念，更不会依照近现代学科观念来编排诸条目，因此，如果根据后出、外来的学术分科观念来审视《墨经》，并且未能证明这些学科与《墨经》学说是同类性质的学问，那么《墨经》的文本顺序难免打乱、文字难免篡改、文义难免附会。

那么，何以部分条目有次序，部分条目却无次序？是原本如此，还是研究者未能把握古人的用意呢？对此，分科研究者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40)裘锡圭：《〈墨经〉佴廉令四条校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3—429页。

姑且不论条目次第、条目划分、标点断句等问题，仅从文字校改方面考察，若以《道藏》本《墨子》为原文依据，通常都对这部分文字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而其他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墨经》条目亦有帮助，如裘锡圭曾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解读条目佴廉令(40)。

从分科研究者内部看，亦有研究者主张存有次序。在《墨经》注释方面常常引作代表的还有高亨《墨经校诠》(1958)，不过此书改字甚多。